说起1987年，就是自己高考那一年，千言万语，几乎无从下笔。所以写了多年文字，却从来没有写过这一页。在这个灼热的高考录取季节回望自己的那一次，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词：告别。
真是一场喜悦、幸福，但也包含着心酸与忧伤的告别。
首先是那个夏天过后，17岁的我，带着被母亲所能想到的东西塞得满满的那只大皮箱，第一次出门远行，坐了17个小时的火车到首都北京。那个抵达的凉爽雨夜，当我坐车第一次经过天安门广场，才意识到，彻底告别了少不更事的自己，告别了十几年的小城生活。如果说17岁之前的我是块青涩的山间岩石，那么在首都这个巨大的熔炉里，由各种巨量、驳杂乃至深刻的知识、经历、事件汇成的热流把这颗石头彻底熔炼和重塑。
告别了故乡，不怎么留恋。如果考不上大学，在故乡城市的我很可能是一个年轻临时工，为菲薄的薪水和贫穷的生活发愁，在一地鸡毛的琐碎中了此一生——我的父母就是这么过了一辈子。
告别了自己“城市农民”的身份，满心喜悦。自从小学五年级时我认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一直到考上大学，我都感到自卑，且拼命掩饰，那是刻骨铭心的烦恼。我父亲是城市工人，母亲却是郊区农民，当时这种“一头沉”的婚姻为数不少。在城乡二元体制下，因为“农民”身份，一切市民享受到的——大到在城市里上学就业、小到年底发放一张带鱼票——你都是享受不到的。只是沾了我一个姑姑在一所城市小学任教的光，我才被破例允许在那儿就读。母亲的城市户口也是直到结婚后的将近二十年才解决，在此之前她只能干收入很低的临时工。
那个夏天的一天，母亲带我到郊区某乡派出所，办理户口迁移手续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户籍民警是一个满脸络腮胡、胖乎乎的人，他看到我的“中国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”，就把抽屉“哗”地拉了出来，翻找着准备在证明上加盖的印章。“哈哈，这下可好，直接迁到北京了！”他边盖章边自豪地说，那种自豪感来自于我曾是本乡的人。在印章盖落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永远告别了这里。
办户口迁移手续那天，我们还回了母亲的娘家看望外公外婆。外公在村里逢人就说外孙考上了“北京的大学”，那天还破例杀了一只珍贵的下蛋母鸡，说是让我“去毛主席住过的城市之前，补好身体”。乡下人说，“外甥是舅家狗，吃饱就爬走”，我作为这只忘恩负义“狗”，唯一忘不了的是我外公外婆，他们是那么舍不得我离去。直到1991年外公去世，我每年都给他寄一些明信片，我把当面羞于诉说的想念的话**裸地写在上边，好像能看见他拿着明信片乐呵呵地展示给遇到的每一个人。我最难过的，是他把我像心肝一样养到十岁，我却不能在身边陪伴他，而要离开他，奔赴他从未去过、也永远到不了的远方。
夜里，我在麦场上和儿时的小伙伴相聚，也是一种告别吧。他们曾经是那么熟悉、有的还曾那么亲密，我进城上学后，他们就把我当做“城市人”有意躲避我了，好像某种无形的墙隔开了我们的友谊。那天，那个告别并不欢乐，我记得我们大家都躺在麦秸堆上，小伙伴们不说话，也没有什么祝福之类的，大家都显得郁郁不乐。我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，它们也像我们那么寂寞。
我还告别了我的初恋，完全是一段朦胧的单相思。在北去的火车上，我的心情大概像《青春万岁》里杨蔷云写的诗歌一样：
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，让我编织你们，用青春的金线，和幸福的璎珞，编织你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