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闫红
高考季，各种奇葩新闻满天飞，考生家长和广场舞大妈两支最强悍队伍展开较量；考场旁边的钟点房要价两千一晚上；因为电梯噪音影响考生休息，家长要求15层高楼住户全部拾级而上；某县城，考生家长对着佛像一步一叩头，烧天价香……
从这些轰轰烈烈的新闻里，我看到的是两个字：恐惧，我从没有经历过这种恐惧，在离它一步之遥时，我逃开了。
起初，是物理课上和老师的一个小小龃龉，下课时我做出了重大决定，退学。这是1994年初，我读高二。表面上看，我是负气离开，但我始终都明白，课堂上的这个小风波，不过是将长久的困惑推向紧要关头。
从进入高中起，我都不太清楚我坐在这里干什么，以我当时偏科的程度，不大可能考上像样的大学。接下来的情况可以推想；煎熬上一年半之后，拿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成绩，再靠家人想方设法，进入某个末流大学读个大专，出来，再继续混惨白的人生。
明明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去做嘛，阅读、写作、去乡间了解风土人情、打听家族往事的细枝末节。我当时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，早想好了要当个作家，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随波逐流？
第二天，我没有去上学，背着书包去郊外溜达，去某大学的阅览室看书。记不得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，好像也没太久。当小城飘起了第一场雪，道路变得泥泞，我厌倦了那种东躲西藏的日子，心一横，对我爸说出了真相。
我爸的反应应该不太严重，否则我不会这么没印象。他劝了我一下，但我强调现在的情况，不宜再回学校。他思索了一下说：也好，你就在家里写作吧。老爸工资一个月五百多元，还有稿费，还可以帮人打印材料挣点钱，再养活你20年也没有问题。
但是，我爸说，你还小，在家写作不现实，还是应该去学校学习。要是觉得中学课程没有意思，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大学旁听。听说有些大学开设了作家班，我托人打听一下。
我于是先去了看书的那所大学旁听，搬个桌子就进了历史系的教室。同学弄不清我什么来头，也不问，只是有次我说起害怕蠕虫，同桌那个男孩说，我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你害怕的呢。我和他接触不多，我在他心中如此勇敢，大约与贸然出现有关。
如是过了大半年，有天我爸下班时，带回一个信封，里面是复旦大学作家班的招生函，我爸说，他已经联系过了，可以入学。我们这两天就出发吧。
我们是在第三天出的门，那是我一生里坐过的，不，站过的最拥挤的火车，甚至不能将整个脚掌着地，更要命的是，随时会有售货员推着小车穿行而过，两边的人压缩再压缩，有人就踩着椅子旁边某个可以搭脚地方，悬空而立，售货员倒愤怒起来：“那里怎么可以踩？你看你像只蝙蝠。”
天亮时我们下了火车，坐公交车来到复旦大学，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。我爸带我来到宿舍，帮我安置了一下，便匆匆离开，奶奶身体不好，他当晚就要赶回。
那晚，对着窗外的风，我哭了。一方面是对在火车上受罪的父亲的愧疚；另一方面，是对于像夜色一样深不可测的未来的恐惧。在家乡小城时，我可以认为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，只是个预备状态，现在，人生正式启动，我要赤手空拳打出天地，于穷途中开一条道路，我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到。
寝室里住了6个女生，有学英语的，有学计算机的，还有两个作家班的同学，都是文化局和作协的在职人员。每个人都像蚂蚁，目标明确地忙着自己的事，我因此看上去非常奇怪，很少会有人真的将自己当作家来培养。
我去听作家班的课，也去听中文系其他班级的课。与小城那所高校不同，复旦大学老师开课非常自由，愿意讲《论语》就讲《论语》，愿意讲老庄就讲老庄，还有世纪初文学、魏晋文学等特别门类。想想看，我可以站在一长排的课程表前，按照自己的喜好，制订我的特色菜单，这是多么奢华的一件事。
但人毕竟是复杂的动物，在这种如鱼得水的学习之外，还有一件事，占用了我一半的精力，那就是恐惧。虽然我当时已经开始发表文章，但这些零零散散的小散文，不能让我看上去像个作家。在当时，还没听说谁靠在家写散文吃上饭，我爸是说可以养活我20年，但我不能容忍自己落到那步田地。
许多中午，下课归来，阳光还没有化开，混混沌沌地飘在前面的路上。旁边，一家面包店刚刚开炉，香气炸开，蓬勃似有隐形的蘑菇云，这些统统让我茫然。我在思考那个终极问题：我，向何处去。心里瞬间就像被虫噬一样变得斑驳起来。
结束了两年的作家班学习，回到小城，这问题真切地逼到我眼前。我不是学成归来，没有锦衣可以堂皇地还乡，我只是多发了几篇文章，而这些，不足以让我在小城里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。
我多次写过那种惶恐，很多夜晚，我睡不着，直到听见鸡叫，是另外一种心惊，我觉得我像一个女鬼，在光天化日下无法存身。但同时仍然在写着，投向各个报纸杂志，上帝保佑，这些虽然不足以让我在小城找到工作，却让我来到省城，顺利地考入某家新创办的报纸，做了副刊编辑。
